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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周围，活跃着一个被称为“三和青年”的特殊群体。他们没有像样的工作，靠快递保安这样的日结工为生，依赖日结收入做一天临时工玩三天，住的是床板发黑发霉臭虫横行甚至由厨房和厕所改造的15元一晚的床位，还由此衍生出表征这种状态的词汇：挂逼。

　　在三和青年的生活中，“挂逼”可以用来描述自身和他人的状态，以及用来形容任何事物，程度最高的就是死亡；挂逼有时候还包含了自嘲和自我保护的意味，三和青年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挂逼了”，这意味着没钱吃饭了或者是伪装和掩饰，以免钱财丢失或被他人所借；在便宜的事物前加上挂逼二字，如吃喝的是清水煮的五元一碗的挂逼面、两元一大桶的挂逼水等，便宜的日结工作如“挂逼保安”“挂逼快递”等；特殊时候还可以是一种娱乐消遣方式，如去附近的公园闲逛玩乐叫做“去公园挂逼”。

　　按理说，这种痛苦的生存环境会让人赶紧逃离，然而三和青年却在其中逐渐习惯并形成了一个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即使躺得再平，也会有所挣扎。但这一群人，他们彻底放弃了挣扎，而淹没在洪流中。成为游荡在社会边缘的“大神”。

　　三和青年大多来自农村，最初来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每一个三和青年也和别人一样，怀揣梦想和憧憬，想获得更好的生活，但是在现实面前，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融入大都市。无学历、无背景来到三和，在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胜任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高且枯燥无味的流水线工作，“管他做什么的，反正就是那几个：快递、工地、保安。”“别管能不能做得了，先抢了再说。”

　　他们穿梭于劳务派遣公司与工厂之间，每天清晨在人力市场等待“被挑选”，工作内容从快递分拣到电子厂流水线，充满随机性。但又由于日结类工作本身严重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导致三和青年来到这个地方寻找的工作都是在蚕食青年们的劳动。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融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但大城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把他们当作为“替换品”。（田丰、林凯玄，2020：8）

　　工厂的压榨、中介的剥削、环境的熏染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仍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因此渐渐地麻木，逐步降低自己对文化、物质、精神方面的需求，成为城市边缘人，最后导致部分懒得脱离现状的青年通过麻痹、迂腐的方式成为“三和大神”。

　　三和青年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厌恶社会对自己的剥削，并选择用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干一天玩三天）回应压迫。一旦人们出现惰性，就很容易躺平，成为自己最初发誓绝不成为的那种人。不仅是三和青年，很多成年人都是如此，只是三和青年更加极端而已。“三和”的背后，真正反映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制度和城市结构化的差异，是城乡之间的文化与经济的差距，是难以跨越的阶层与原生的固化。

　　三和青年年幼时多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经历使三和青年缺乏情感与经济支持，返乡创业或务农的可能性极低。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在三和青年中占比超70%，但制造业升级对技能要求却逐年提高。许多青年即便通过自考提升学历，仍因“非全日制”身份被拒之门外，教育投资沦为“沉没成本”。技能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三和青年只能困在低技能岗位。一些职业培训机构提供的课程，实际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差甚远，毕业生仍难以找到对口工作。

　　在户籍制度与城市高门槛的共同作用下，他们既无法获得城市市民身份，也难以融入乡村熟人社会，受到城乡身份的“双重排斥”。一名受访者感慨：“在深圳是外地人，回老家是陌生人，我们就像被社会‘开除’的人。”虽说他们懒惰、贫困，然而这些人确实是当下这个时代制度和变化所造就的，且也是我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蝼蚁尚且偷生，然而三和大神们似乎对人生已经全然放弃。在现实的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的他们，终于走上了彻底躺平的挂逼道理，放下了一切尊严，抛弃了所有理想，甚至切断了家人全部联系，是什么导致这样一个悲催的现实？

　　和普通农民工相比，三和青年的处境与农民工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在于，三和青年在选择工作上“拈轻怕重”，“干一天休三天”的行为模式成为他们苟活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的结果是让人逐步脱离正常的生活轨迹，失去社会认同感，走向“社会性死亡”。

　　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受尊敬的程度，三和青年的弱势地位使得他们在金钱交易方面很难摆脱对方的怀疑与歧视。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是如此，只是更为隐性一些。工厂——中介——劳动者的体系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会出现尖锐的规则恶化，前者依靠体量优势能迅速压垮后者，甚至因为城市本身是无法供养自己的，导致劳动者必须贩卖自己。

　　在同样面临工价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劳动保障低、劳动环境恶化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时，早起的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目的性很强，且多肩负家庭使命，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而“90后”和“00”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权利意识方面，当他们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会主动维权。但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田丰、林凯玄，2020：8）

　　对于务工者来说，人才市场里可供选择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种：日结、临时工和正式工。三和青年认为进工厂上班是被剥削被克扣，他们不愿做流水线工作，所以选择做日结，做一天日结后拿到工资后玩到手上没钱了再继续做日结，可以说日结是三和青年的维系生存的重要途径。

　　日结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点，就招工企业而言，日结降低了他们管理、薪酬、社保等用工成本。对招工的中介而言，日结为他们创造了按照人头抽成的收入。对三和青年来说，日结让三和大神得以在维持温饱与维系生存的“挂逼”之间游离，构成了其生存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是日结的反面影响，对招工企业而言，漏算工时克扣工资的事屡见不鲜，对中介而言，一味夸大工作的优势而对劣势避而不谈成为常态，“黑中介”的产生很多时候与招聘广告的设计和工作方式的安排有很大关系。在三和人力市场中，招聘广告的设计颇有“玄机”，字面信息很巧妙，成功抓住了人们的心理——首先关注工资，再关注工厂、岗位等一系列信息，所以每张广告都把工资列在最显眼的位置。

　　更为有趣的是，工资并不是按月显示，其他地方的招聘广告上工资一般都是一个月多少钱，而这里是一小时多少钱。小时工资的计算综合了工作表现和工作量，招聘公司都会把最高标准公布出来。可想而知，玩命干才能获得的工资最高标准和一般情况的真实收入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中介“黑”的主要原因。（田丰、林凯玄，2020：34）

　　三和这里好像有一股魔力，让到这里的人意志迅速消亡下去，消沉到最后会变成混吃等死的麻木。在这里，不需要固定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也可以“生活”。而下坠的生活是一个漩涡，人处在其中是会上瘾的。

　　三和青年的困境，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结构张力的具象化。他们用“弱者的生存智慧”在制度裂缝中求生，却难以突破阶层固化的藩篱；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遭遇身份排斥，向往回归乡村却失去土地依托。这种双重失根的生存状态，恰似悬浮在城乡之间的“无根浮萍”，折射出中国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痛点。但正如书中所言，当“大神”在网吧用代码编写自己的生存逻辑，当“废柴”在街头用方言维系同乡情谊，他们始终在用破碎的方式重构生命的尊严——这种尊严不在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在于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坚守。

　　尽管困顿，三和青年始终在用破碎的方式重构生命的意义。我们曾经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努力就会成功。然而现实却是世道艰难，内卷日甚，谋生越发不易——也许这才是人生的底色。多年来我们只知道好好做题，没有人也没有课本告诉我们，如何直面惨淡，如何在艰难中寻找希望和温暖，面对困境和失意。